吕澄先生问学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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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澄先生问学一瞥
张首映

2011年08月02日16:4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今年是吕澄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日子。他89岁时，我拜访过，一缘而想念十载。

　　吕澄先生，大画家吕凤子的三弟。1896年生于江苏丹阳县，先学经济，后在欧阳渐的金陵刻经处学习，继去日本习美术，任过上海美专的教务长。1918年以后至前几年去世，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佛学。1955年应斯里兰卡总理之请，主持组织编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突出业绩在中国佛教和印度佛学方面，兼及众科。他博闻强记、慧眼卓识、淡泊宁逸、立旨高远、著述甚丰。

　　我只能作“一瞥”。而且，这“一瞥”不是高屋建瓴、抓其要旨的，而是仰视式、10年前在清华园其子寓所专程拜会求教“笔记”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5年6月，我去武大看望刘纲纪教授，告之即将赴京，进北大研习。刘先生教我：暑期先去，吕先生正在北京，采访他，写出一篇有资料性的学术专访，帮助人们认识世纪初的美学状况。我遵嘱去京，去清华园，通过教务处、人事处找到吕老的儿子、儿媳，与吕老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访谈。一月后在北大写成访问记，并请吕老审定。遗憾的是，约发此文的编辑说，文悉后失。今冬搬家，从学龄时代的学术笔记中看到专访吕老的“片断”，觉得有的地方还有点意思，才记于斯，以遂一愿。

　　一、与陈独秀论美术

　　吕澄在日本学美术，重点是研习美学理论和美术史。他说：“美学”这两个字，从日本翻译过来，沿用至今，与欧洲人的“Aesthetics”(应译为“审美学”)不同，那时美学主要研究艺术，艺术的英文词“Art”与美术是同一个词，所以侧重研究美术，不像现在多是中文系的人从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研究美学，也不像欧洲多是从哲学方面研究美学。

　　世纪之交，中国不少青年人去日本和法国学习美术，由此形成了两支队伍。游学日本的有：高剑父、高奇峰兄弟、李叔同、陈师曾、陈抱一、吕凤子、朱屺瞻、丰子恺、陈之佛、傅抱石、关良、沈福文、汪亚尘等人；留学法国的有：吴法鼎、林风眠、徐悲鸿、李金发、傅雷、潘玉良、刘开渠、常书鸿、唐一禾、司徒乔、吴作人、艾青、吴冠中、秦宣夫等人。徐悲鸿是去过日本和法国的人。特点是：在日本可学西洋画，也可学东方对西洋画的改造；到法国可以直接学西洋画。

　　五四新文化高潮时，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和吕澄等对“美术革命”出力较多。1917年，吕先生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书信方式倡导“美术革命”。吕先生重点抨击的是两种倾向：一是画传统画的弊端，一是画西洋画不得真谛，徒学皮毛，迎合庸俗之人的好色之心。他特别提到当时对上海仕女广告画的批评，那些仕女广告画面目性格不明，四肢不全，暴露肉感，很不像话，有的似是而非的教授，以一知半解之论，介绍西洋画法，贻害青年。他主张，革这些不良画风之命，传播美术真谛，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明辨是非，于优异处发扬光大。陈独秀是新文化旗手，也是文章快手，他写的《美术革命——答吕》，振聋发聩，他提出，改良中国画，必须采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批评传统的“临”“摹”“仿”“抚”的作法，他说：“像这样的画学正宗，像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吕先生认为，陈独秀的论点虽有失偏激，但他高处振臂一呼，效果奇特，促进了中国画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吕先生持论虽公允，但是学者之言，没有像陈独秀文章那样的力度和效应。

　　二、关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

　　吕澄先生由美术、美学而进入宗教研究，著有《佛典泛论》、《佛教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论》、《新源汉文犬藏经目录》、《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他的后两种书，是1961年受学部委托举办佛学研究班的讲稿，条分缕析，言简意赅，要义宏旨，深入浅出，很有意味。

　　蔡元培先生在哲学、历史、文艺、美学、教育、政治诸多方面有相当造诣；关乎宗教，有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美育研究尚多，宗教研究实在太少，可能是宗教要被“取代”，或时间精力不够用的缘故。蔡元培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上专题做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讲演，发表在当年的《新青年》上，以后多次宣传过这个观点，影响很大。

　　吕澄先生说：蔡元培先生是教育家，突出美育，有进步意义。旧时的教育，背诵“四书五经”等，很少注重学生的美育问题。以蔡先生前清翰林的身份和北大校长、教育总长的名义，倡导美育，这在历史上是先进的，在今天仍然有价值。蔡先生是美学家，从美学、哲学、文艺学等方面论述美育的自由性、普及性、进步性，有深度和科学意义。但是，宗教值得学习和研究，宗教中有不少糟粕，也有许多精华，宗教对人生和人类也有价值和意义，不是随便能被“取代”的，蔡先生受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影响很深，他的论述与康德、黑格尔的许多思想相近似。宗教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被“取代”，恐怕要做专门研究，至少这个世纪和下个世纪美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宗教、美学、文艺，都是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各有各的存在价值，能不能互相取代，用什么取代，取代后会怎样，这种取代有没有实际意义，都要专门研究。宗教界很多人很尊重蔡先生，钦慕他的文章道德，他的这个观点，有不少人有意见。五四时期有一种直率的学风，有时有说话持论走火的时候。蔡先生1921年与《少年中国》杂志的周太玄《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没淡什么宗教问题，还是“美育代宗教”问题，当然可以理解为谈宗教衰亡问题，而且说“宗教之不能不日就衰亡”，这个结论是不好下的。我们响应蔡先生的美育号召，难以认同他的“美育代宗教说”。

　　我相信，这种认识仍然是率直的，美学界的率直学风，成为20世纪的一种学术品格。

　　三、关于朱光潜的“检讨”

　　中国最早出版的美学专业的书，是1920年出版的刘仁航译的日本高山林次郎写的《近世美学》。二十年代，是美学全面开始启动并传播的时期。王国维、蔡元培、吕澄、黄忏华、陈望道、范寿康、朱光潜、宗自华、邓以蛰等人。都相继开始了美学的翻译、介绍、推广、研究和著述工作。吕  是二十年代最值得重视的一位专业美学工作者，他的《美学概论》(1923年)是中国最早的美学著作，《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和《色彩学纲要》都是筚路蓝缕之作。

　　吕澄先生重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著述。他说，朱先生美学活动的重要时期是三十年代，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美学的翻译、介绍、研究，是这个世纪在美学上用功最多、影响最大的专家，三十年代他出版和讲授了《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谈美》、《诗论》等，更多的是从西文的、心理学的、文学方面入手研究美学，他本人更多的是从日文中译介的、哲学的、美术方面介绍美学，后来他和不少人转业了，朱先生则一以贯之，锲而不舍，成就斐然。

　　五十年代，朱光潜先生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进行的“检讨”，1956年在《文艺报》上发表2万字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影响很大，哲学界和宗教界的不少人都看过这篇文章，为他捏把汗。朱先生是位真诚的学者，他检讨自己的文艺思想像评论一位西方学者的文艺思想那样理直气壮；有的人还认为他检讨的不彻底。其实，像朱先生这样的学者进行检讨、反省、反思，已经是对新社会很大支持和贡献，不能苛求。在学术思想上，任何人都有不断检讨、反省、反思、进步、发展的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朱先生通过这次检讨后，美学思想和文艺愚想整体上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上来，写出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文章和西方美学史方面的著作，为一般学者所不能为。那个时候，要求学术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学者“检讨”，刮起了“检讨风”。但像冯友兰、朱光潜等过去形成了系统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的人，通过“检讨”，用新的思想武器改变旧的，以后几十年写作生涯中系统地贯彻到底，确实需要大家风范、严谨扎实学风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底子厚才能来得快来得系统。

　　吕先生比朱先生年长1岁，都是同辈人，同辈学者之间相知相敬如斯，值得后世学习。吕先生1989年辞世，朱先生1986年仙去，在这个世纪都生活了90年左右，为这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宗教、美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世纪性、国际性的大学问家。

　　四、关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吕澄先生退休后，身体一直不错。我看他时，已近90岁，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形象与北大的温儒敏教授颇为相像。他儿媳说，吕老有时还静坐，养气调息，生活俭朴，不从事写作了。我去时，他正在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我们顺便谈起郭沫若及其《李白与杜甫》。

　　吕老说：郭沫若是位大才子，可以称之为有天才的大诗人、大学者和大手笔，很多人愿意读他的诗和著作。他写得多，用笔勤，学问深，范围广，才气足，一般作家和学者难与他相比肩。这样的人物，我们国家太少了。宗白华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三叶集》中说郭沫若有Iyrieal的天才。我想这不是什么客气话。这样的人才越多，我们的文化事业就越发达。

　　《李白与杜甫》197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后，反映强烈，连续重印。几年后政治风云变化，这本书受到海内外多方面的批评，主要批评其中有的论点牵强附会。

　　吕老说：好久没看到研究李杜的文字，郭沫若这本书很有意思，很漂亮，像他的书法一样，才气洋溢，不可以对待平常学者态度看待他的东西。这本书关于李白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今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的考证，不仅有学术价值，亦有政治意义。至于郭沫若扬李抑杜，抬举李白，与郭本人喜欢才气十足的诗人有关系。扬李抑杜，扬杜抑李，一千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像有的批评文章说的那样是郭沫若的过错。这也不是郭沫若的发明。有人接受不了这本书有的观点，其中重要的可能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些东西往杜甫身上套。用阶级分析、社会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是郭沫若的强项，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不同程度地采用这些方法。《李白与杜甫》也这样，问题是走得更远些、失误多点，在那样的年代，郭沫若坚持做学问，大诗人研究唐朝两位大诗人，不容易，可传为佳话。《郭沫若全集》把它收入历史卷，说明这本书有历史价值。

　　吕先生在温婉深厚之中畅所欲言，平淡之中意趣风生。全然没有老态。时至今日，吕老那双澄澈、明亮、亦佛亦儒的眼光，回眸之间就在眼帘。在他百岁之日，记上片言，作此小文，以为纪念。吕澄的美学述介，已尽其历史之责，牵引出后代盘盘珠宝；其宗教学尤其是佛学研究，将流芳百世，不废江河万古流。

　　                           （原文刊于《大地》月刊1993年第4期）